对街上公众人物可以“随手拍”吗？专家解读******
对街上公众人物可以“随手拍”吗？
专家：发生纠纷应当依法协商解决
● 王某某在上海打人事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不少人在谴责暴力的同时，也在深入探讨隐私权的问题——随着自媒体、短视频平台的兴起，日常生活中，“随手拍”、街拍现象已极为常见，不仅是公众人物，连普通人都可能成为被拍摄对象，其中的法律界限在哪里
● 相对于普通人而言，公众人物、艺人的隐私权或肖像权受到一些限制。如果其行程已经对外公布，且拍摄场合属于公共场合，拍摄不构成侵权；而如果其行程并未对外公布，甚至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且拍摄场合在家中、私人场所等，则属于侵犯隐私权及肖像权
● 未经被拍摄者同意的拍摄行为，涉嫌侵犯被拍摄者的肖像权，照片在网络平台上传播，也有可能导致被拍摄者名誉权受损，随手拍、街拍现象亟待法律规制。一旦发生侵权纠纷，被偷拍者可以追究网络平台的责任，平台赔偿之后可以向发布者追偿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王意天
近日，王某某在上海打人事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相关报道多次冲上热搜榜。
1月12日，上海静安警方发布通报，11日4时许接报南京西路一商务楼门口有人被打。经查，王某某等人误以为在路边候车的陈某某对其拍照，遂要求陈某某不要拍摄，陈某某称未拍摄，双方发生争吵。王某某等人对陈某某进行殴打。经司法鉴定，陈某某综合评定为轻微伤。
随后，有媒体证实打人者为知名公众人物王某某。
不少人在谴责暴力的同时，也在深入探讨隐私权的问题——随着自媒体、短视频平台的兴起，日常生活中，“随手拍”、街拍现象已极为常见，不仅是公众人物，连普通人都可能成为被拍摄对象，其中的法律界限在哪里？
多位专家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未经被拍摄者同意的拍摄行为，涉嫌侵犯被拍摄者的肖像权，照片在网络平台中传播，也有可能导致被拍摄者名誉权受损，“随手拍”、街拍现象亟待法律规制。遇到未经允许的拍摄行为，应当依法协商解决，而不是依靠暴力。
偷拍行为屡见不鲜
隐私权边界须界定
记者注意到，王某某打人事件曝光后，网上有不同的声音：有网友猜测，拍照的说不定是狗仔，狗仔盯着拍照很烦人，活该挨打；也有网友认为，王某某是公众人物，哪怕当时真被拍了，也应该有被拍的容忍度。
实际上，公众人物、艺人等因被拍而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
同样在1月12日，博主刘某某在其社交平台晒出了王姓知名艺人的视频，并发文“这回被他发现了，对不住了，下回我会藏好点”。后续两人发生纠纷，刘某某称自己险些被打。事情一出即登上热搜榜，引来网友热议。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公众人物、艺人的生活越发透明，一些粉丝也热衷于挖掘他们幕后的点滴生活。无论是在机场，还是在逛街吃饭，公众人物、艺人的周围总会时不时亮起闪光灯。甚至有粉丝潜入到公众人物、艺人居住的小区，偷拍其生活照，严重影响公众人物、艺人的正常生活。
那么，到底能不能“随手拍”公众人物、艺人？公众人物、艺人的隐私权边界是否与普通人不同呢？
“相对于普通人而言，公众人物、艺人的隐私权或肖像权受到一些限制，‘随手拍’是否侵权则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判断。”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说，如果其行程已经对外公布，且拍摄场合属于公共场合，这种情况下的拍摄不构成侵权；而如果其行程并未对外公布，甚至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且拍摄场合在家中、私人场所等非公共场合，则偷拍行为属于侵犯隐私权及肖像权的行为。
公众人物、艺人一旦发现自己被偷拍时，往往会采取行动制止粉丝、狗仔的拍摄行为，并要求其删除拍摄的照片。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冯晓青分析说，从法律上讲，公众人物、艺人与普通人法律地位相同，同样有权禁止他人偷拍。但最终应以偷拍者用途判断，若偷拍之后纯粹用于个人欣赏或是在家庭、朋友小范围内传播，被偷拍人难以知晓，无须承担侵权责任；若是将照片公开或是用于商业目的，甚至用于不当场合且造成严重后果，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韬安律师事务所律师段英子说，由于公众人物、艺人工作和生活的性质比较特殊，并且要考虑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等因素，学理观点和司法裁判观点通常都认为公众人物、艺人对自己的一些权利内容受到损害应该有一定的容忍度。至于“容忍度”的边界问题，需要考虑社会普遍公认的道德标准，即不能无底线地损害其基本的人格权。
如果被发现偷拍，公众人物、艺人该如何制止呢？
段英子说，偷拍、街拍纠纷一般都在现场发生，难以照本宣科地建议被侵权者向法院寻求救济，如果采取私力救济，双方也应当友好沟通，控制好“度”，避免纠纷升级。
街拍暗含法律风险
随意拍摄可能侵权
在生活中，不仅仅是明星大腕，人人都可能成为被拍摄对象。当下街拍流行，“摄影师”只需拉近镜头，按下快门，一张人物特写的街拍就完成了。其中，很多照片并未经过被拍摄者的同意，其肖像就被定格在照片中，随后被上传到网上。
甚至有人假借街拍之名，行不法之实。去年1月，四川成都一男子在公共厕所对女性进行偷拍，被周围热心市民发现并当场制伏。经民警询问，该男子对上述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最终被行政拘留5日。
冯晓青说，偷拍毫无疑问属于违法行为，无论是民法典中对隐私权的保护，还是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相关规定，未经允许偷拍他人，甚至将偷拍获得的照片进行扩散，都是侵犯他人隐私权的表现。我国刑法还规定了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对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作出了规定。其中，窃照(即偷拍)造成严重后果的，可判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无论是街拍还是偷拍，如果是对人物肖像的拍摄，都会涉及被拍摄者的肖像权。根据民法典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肖像作品权利人(就街拍的情形而言通常是指摄影者)不得以发表、复制、发行、出租、展览等方式使用或者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段英子说。
段英子进一步分析说，如果拍摄的内容或者拍摄手法比较特殊，例如拍摄他人在住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的私密活动，拍摄他人身体的私密部位等，根据民法典规定，可能侵犯被拍摄者的隐私权。比较恶劣的行为，还有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甚至触犯刑法。
“在未经被拍摄者允许的情况下不能随意拍摄，更不能随意发布，因为偷拍行为通常侵犯了被拍摄者的生活安宁权以及肖像权。”赵占领说，如使用目的为展示特定公共环境，不可避免地拍摄了他人的肖像，但未把他人肖像作为画面主体进行展示，未暴露他人隐私的，不涉及侵犯他人肖像权和隐私权。
未经允许传播照片
平台可被追究责任
在拍摄过程中，一些“摄影师”喜欢将人们最真实、最自然的状态记录下来，而要展现这种状态的前提，则需要被拍摄者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被拍摄，由此产生了特有的街拍分支，但拍摄过程中也可能产生各种误会。
来自上海市徐汇区的摄影爱好者小曾回忆说，有一次拍摄一位小吃摊老板认真工作的样子，对方发现他在拍照后，急忙收拾摊位，头也不回地跑掉了，正在制作的食物也都被打翻在地。事后小曾找到这位摊主，表示自己只是觉得画面很美，就给拍了下来，而摊主则以为小曾是执法人员，要拍照留证扣留摊位，这才产生了误会。
“后来，我每次拍摄前，都会征求被拍摄者的同意。”小曾说。
江苏省无锡市居民小李向记者介绍了她的“遭遇”：去年4月，她在刷朋友圈时发现自己的照片成了别人的头像，并且连自己走路时的照片也被人发到了聊天交友网站中。这让她十分吃惊和气愤。
后来追根溯源才得知，小李和朋友去年3月份外出游玩时，朋友在小李不注意时拍摄了这组照片，事后将照片上传到个人社交平台，没想到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尽管朋友第一时间删除了这些照片，但这些照片还是在网络上流传开了。
冯晓青告诉记者，街拍照片需要区分是否将照片公开，未经公开的收藏、欣赏行为并不会产生相应法律后果，从社会层面也不会对被拍摄者产生不良影响。而照片一经公开，则要根据传播范围、影响程度等确定侵权程度。
赵占领说，偷拍、街拍者发在网络社交平台上的照片即便原本作为收藏之用，但如果被其他人二次传播，对被拍摄者造成不良影响的，偷拍、街拍者仍需承担侵权责任。
“发现被拍后，被拍摄者要求删除图片或者视频，就是在明确表达其不同意自己的肖像被公开或制作，是以私力救济的方式要求拍摄者停止侵害自身权益。拍摄者最好配合删除，否则权利人有权通过司法途径要求拍摄者承担民事责任。”段英子说。
那么，怎样的“随手拍”、街拍才是正确的拍摄方式呢？
“有些拍摄者可能有一个认识误区，觉得在公共场合拍摄或者发布的时候不营利就可以了，实际上根据法律规定，无论是拍摄还是后续的使用、发布等行为，都需要得到被拍摄者的同意，否则就有可能侵犯其肖像权。”段英子说。
对于未经允许的偷拍、街拍照片在网络平台上广泛传播，平台又该采取何种措施？
冯晓青说，发布者肯定应当承担责任，平台与发布者之间有相关协议，但协议对第三方被偷拍者无约束力，且合同具有相对性，一旦发生侵权问题，平台不能推卸责任，被偷拍者可以追究平台责任。平台赔偿之后，可以向发布者追偿。
“民法典较以前的民法通则而言，对肖像权等人格权已经作出了比较细致的规定。如民法通则主要强调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而民法典不再区分拍摄者的目的是否是营利，这是一种对民事主体的肖像权更为周到的保护。”段英子提醒说，拍摄也要依法而为。
漫画/高岳
这群从大凉山走出的女孩儿，希望用棒球改变命运******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千哈村，距离首都北京1755公里。在地图上，搜索不到前往千哈村的公共交通路线。村子周边，围绕着一座座山，每一座都有着颇具神秘色彩的名字。
这里是阿余女子的老家，有着近乎原始的自然风貌，和大城市无法比拟的清新空气。但与此同时，险峻的环境，也给当地人的生活平添诸多烦恼。
阿余女子在老家。受访者供图过河
3月中旬的四川，春意渐浓。而阿余女子现在居住的北京，还是有些凉意。
2019年，孙岭峰带领着强棒天使爱心小分队来到大凉山挑选学员，女子是帮他们带路的人。村里有些家长不会说普通话，女子还做起了彝语翻译。这一切，孙岭峰都看在眼里。
孙岭峰曾是棒球国手，参加过北京奥运会。2015年，他创建了强棒天使棒球基地，基地坐落在北京，目前共有68个孩子。基地的许多孩子们，原生家庭多少都有些问题。
女子在老家。受访者供图。即使已经去过许多偏远地区接孩子，但那次的大凉山之行还是格外艰难。一路上，山路曲折蜿蜒，多亏女子帮忙，小分队才能安全到达目的地。
走山路，是女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她说每天上学的路都好像在探险，全程都是盘山路，还要经过一条河。如果遇到了雨天，上学的路会变得愈发惊险。
女子家里有个妹妹，还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两个姐姐都没上过学，现在在外地打工。女子身材瘦瘦高高的，说话声音不大，看起来很安静。
她说：“我也想上大学，我也想走出大凉山。”
女子在老家。受访者供图。2020年第二次走进大凉山，孙岭峰再次见到女子。那时的女子已经14岁了，一般来说，基地不会接收年龄这么大的孩子。但孙岭峰还是决定把她带回北京，因为他怕这么好的孩子，过几年就要告别校园嫁为人妇，“那样就毁了，一下就完了。”
阿余女子再不用担心上学的路上要过的那条河，或许这一次，她迈过的是人生中最重要的那条河。
朗诵
孙岭峰的棒球基地位于北京通州区，距离市区40公里。此前，因为拆迁等原因，基地已经搬了三次家。基地里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在不同区域，中间隔着个图书馆。宿舍里是统一的上下铺，衣柜和桌子也都是一样的。
不同的是男生是铁架床，女生是实木床，男生的被褥是简单的灰色条纹，女生的却有漂亮的小碎花。女生宿舍的储物柜里有毛绒玩具，墙上还贴了卡通墙贴。孩子们每天上午补习文化课，下午练棒球。
棒球基地的女生宿舍。李霈韵 摄离开家乡之后，阿余女子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3月12日，女子和其他9个小伙伴一起，登上了2022年杭州亚运会首批优秀音乐作品发布的舞台。她们略显紧张地高声朗诵，和她们一起表演的，是国际知名钢琴演奏家郎朗。
这次孩子们是乘飞机去的杭州，在机场，她们穿着统一的队服，排队前进，边走边忍不住好奇地东张西望。女子牵着年龄更小的女队员，现在的她，是女队的领队。
基地的25个女孩全部来自大凉山，孙岭峰给这支女子棒球队取名叫做索玛花队。索玛花，就是彝语的杜鹃花，很多人也称之为映山红。映山红是一种喜阳的植物，在充足的阳光下，会越长越好。
棒球基地的女孩。李霈韵 摄按照孙岭峰的计算，从把孩子接到基地，一直到她们进入社会，每个孩子平均要花费几十万。“有男孩队伍了，如果再加个女孩队伍，成本绝对不是1+1，而是1乘以N”。
最开始，孙岭峰只是有组建女队的想法，但没有落实。直到他走进大凉山。“到了那个地方，我真的觉得，不能不做这事。”孙岭峰说。
击球
到基地训练过一段时间后，阿余女子晒黑了些，相比于刚来的时候，脸颊上也多了点肉。
女子在训练中。受访者供图而她在家乡的朋友们，有些同龄的女孩还在学习，但有些也已经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轨迹。
近些年来，在国家扶贫工程的帮助下，大凉山在快速发展当中。但过往教育的缺失，使得一些人在与外界交流时要困难许多，女子的家人就是这样。
她的爸爸今年51岁，妈妈今年52岁。“我家里人没学上，就没有文化，啥都不懂，连个名字都不会写，出去跟有文化的人谈不上来。有文化了，才能有更好的未来。”女子如是说。
现在，她有希望成为家里最有文化的人。由于比其他孩子年龄大，女子学的东西比别人要难。教练特意给她买了学习机，有时她会一个人在宿舍学习。
阿余女子。受访者供图而身为棒球女队的领队，女子说，自己想带着那帮“小的”一起拿世界冠军。
“我每天算着，我读大学的时候爸爸妈妈可能几岁啦。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就会算这些。”
基地的25个女孩，有些家境贫困，有些甚至家庭残缺。她们走出大凉山，希望通过学习知识、练习棒球改变命运。
当然，也有想家的时候。住在一个宿舍的女孩们，如果有一个说想家了，可能也会勾起其他人的乡愁。她们会搂在一起，度过这样有些难过的时光。而更多的时候，她们笑在一起、闹在一起。
棒球基地的女孩们。李霈韵 摄女子来到北京之后，姐姐曾给她写信，里面说：你学到知识一定要传到农村里来，祝你成为世界冠军。
她告诉记者，姐姐的话，会一直印在她心里。(作者 王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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