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奔跑”奏响新时代“最强音”******
心之所系，行之所至。面向未来，党员干部要以奋斗之姿昂首奋进，以拼搏状态接续赶考，加速奔跑在新时代的征途上，奔赴光荣与梦想的远征，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勇毅迈进。
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砥砺前行，以信仰引领前行。
回望波澜壮阔的党史长河，一代代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探索，在奋斗中坚持，一路挥洒热情与汗水，一路拼搏奋进、勇往直前，以开拓进取的干劲、艰苦卓绝的努力开创新景、赢得胜利，在他们身上闪耀着艰苦奋斗的精神，他们对信仰的执着追求令人动容。眺望远方的路，壮阔的征程在脚下，崭新的蓝图铺展开来，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主动求索回应时代之问，以不懈努力扛起人民所托，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接续奋斗，主动应变、积极求变，用辛勤的付出和晶莹的汗水托举起更加美好的未来，用信仰凝聚起一往无前的奋斗势能，用奋斗去开创未来、书写辉煌。
以“众志成城”的姿态聚力向前，以团结战胜挑战。从塞罕坝的绿林奇迹到星辰大海之梦的成功实现，从奥运会的历史首创到乡村振兴的全面铺开，奋斗的道路上，有一张张坚韧不拔的面孔，有一双手勤勉作为的双手，凭借着团结一心的奋斗，我们共赴未来、共创美好，把力量凝结成“钢铁长城”，伟大成就背后凝结着几代人的奋斗和心血，“接力棒”在传承着，奔赴梦想的决心和信念在奋斗中凝聚着。新的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要扛起新的使命，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一同奋斗，以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恒心投身伟大事业，坚持“干”字当头冲锋向前，集中力量办成更多的大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团结奋斗中赢得新胜利。
以“挺膺担当”的姿态奉献为民，以初心汇聚力量。党员干部要锚定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形成攻坚克难、全力以赴的奋斗合力，扎根广袤乡村、服务基层一线，收集人民群众的“心愿清单”，将心愿逐一实现，将问题逐个化解，当好人民群众的“守护人”。要涵养拼搏进取的品格，将为民情怀融入到“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火热实践中，在苦干实干中践行岗位职责，在担当作为中回应群众呼声，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托举起人民群众稳稳的幸福，用初心汇聚力量，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杨亚均）
钱钟书杨绛印象记******
邓国治
说真的，那天跟着朋友去南沙沟，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采访一下钱钟书、杨绛夫妇。没想到，才得进门，钱老便先申明：“你们作为朋友来访，我这里当然欢迎；若是为的新闻采访，那么，恕不接待。”
我只好换掉了身份，从记者变成读者。其实，首先还是读者，正是读了二老的著作，才产生了想采访的愿望。
正好杨绛也在家。读过她的《干校六记》，脑子里先有了一个爽朗、幽默的印象，待得见面，却是位恬静、温柔的女学者。几十年风尘仆仆，她依然还是当年东吴大学文学院女生那种南国闺秀形象。钱老把我们介绍给老伴，随即笑说：“一听说记者，我先是吓一跳。后见他们来意甚善，这才没有用‘太极拳’的方式……”“太极拳”者，是指拳中的“推”式——拒而不纳也。
钱老说：“我不愿意宣传。我今年70多岁了，我只想抓紧时间，多做一点事。宣传，只能给我帮倒忙。《围城》出版后，报纸上一登，就平添了那么多来访的、来信的，向我要书……”
《围城》从1947年上海初版后，接着两年又印了两版，此后暌违30载，直到1980年才出了新的一版，印数13万册，几乎未出月就销光；新二版已于不久前印出。除了国内出版的，和香港有它的“盗印”本外，译成外文的，便有英、俄、日、德等国文字。《围城》影响可谓大矣。
杨绛抗战时期写过剧本，建国以后翻译过多种文字的外国文学名著，著名的《唐•吉诃德》、《吉尔•布拉斯》等都是她翻译的。近年来，开始转向写小说、散文，她诙谐地说：“这两年，眼睛花了，懒得看小字、查字典，所以就自己写点即兴文字——我这也是个偷懒的办法吧，实际上是不务正业！”——她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这一“不务正业”，使我们看到了杨绛的许多新作。《干校六记》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将出版《杨绛小说散文选》。她的文字，情真意真，读来十分亲切；而那幽默诙谐的风格，又让人想到她所有翻译过的塞万提斯、勒萨日等人的文章。尽管钱老在他为《干校六记》所作的小引里说到“《浮生六记》——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干校六记》还是让人想到了《浮生六记》，也想到了《项脊轩志》、《泷冈阡表》一类古代散文中的名篇。尽管时代不同，内容各别，但一个“真”字却是共同的，也是最能揪动人心的。看似身边琐事，细小，甚至是絮絮道来，但由于这一“真”字，就使你不但不觉琐细无聊，反而像置身其中，与主人翁共同欢乐，共同叹息，共同着急。我喜欢杨绛的文章，我想，最最主要的便在这个“真”字上。
“文如其人”，钱老夫妇待人接物，也同他们的文字一样——如果能够这么类比的话。虽是初次见面，但不大功夫，二老就同我们谈得很坦率，很真诚。听说我喜欢书画，还一次次地从书柜里取出外国朋友赠送的外文版中国画册，不厌其烦地一页页翻给我看，讲给我听。杨绛已逾古稀，比我年长整整一倍，而她对我们说话，就像同朋友一样，真切而随便，使你立刻摆脱了拘束。钱老也如是，说起近年来杂务缠身，以至有些读者来信顾不得细细作答时，他回身从书桌上翻出一封来信，指点着给我们看：“这是一个20年前就来过信的读者。喏，你们看，他这里还责备我，为什么20年前你的回信那样热情洋溢，现在却做不到了。他说这很让他失望……”
其实，这是错怪了钱老。人的精力、时间毕竟有限，且不说经过这20年下来钱老的身体不用秘书、助手，而近年来会议、头衔的有增无减，又要占去他大量有用的时间。钱老给我们看了一大堆各色各样的请柬，什么“吴敬梓研究会”、“水浒研究会”，还有许多的会议通知……他说：“现在我什么‘会’也不想参加，我只是想尽量多做一点工作，写一点东西。国外有好几处邀我去的，我也不想去，都婉谢了……”面对这几年来盛行的出洋“考察”风，和争头衔、排名次等等一系列的讲究，我感到，面前的这位老人是如此可敬！
而钱老治学广博与严谨，也的确令人肃然起敬！他是1937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副博士，精通多门外语——他只是自谦地说：“那时要考学位，除主攻一门外文外，还必须兼通两门外语。”意思这不过是环境使然罢了。而其实，精通外语到能写作的程度，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就可达到的。尤为难得的是，他同时还精熟中国文学，包括深奥到诘屈聱牙的一些古代文史哲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头的《管锥编》，就是他对《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等十多部历代有关著作与西洋文学哲学著作进行比较后的一些札记，里面有不少新的见解和有趣的比较。这里，十余部中国古代史专著与英、德、法、意、拉丁文5种外语的引文，不论是纵是横，都可以当得上洋洋大观的了。
而钱钟书先生，除了融汇古今，博通中外，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有深厚的艺术修养。杨绛，则与其说是贤内助，不如说首先是同志，是志同道合的伴侣。
因为是“印象”，因为钱、杨二老的反对采访而使我在交谈中没有作一言半语的记载，所以，我只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也不一定说清了些什么，有些事实也未经核实。而且，最根本的还在于未曾征得二老的同意。但，心里有些印象，不写总觉得不舒坦——这也是文人的一种劣根性吧。姑存于此，且待骂声。
(1982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