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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牢记“五个必由之路”******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作者:郑丽平(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五个必由之路”源自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史,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的伟大实践,更源自新时代十年的伟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重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始终牢记“五个必由之路”,深刻理解蕴含其中的规律性认识,才能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1.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的重要论断,揭示了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昭示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历经百年奋斗开创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回望历史,中国从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到高度统一、民族团结,从积贫积弱、一穷二白到全面小康、繁荣富强,从被动挨打、饱受欺凌到独立自主、坚定自信,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要治理好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必须做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从根本上讲还是要靠党的领导这个“定海神针”,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使党更好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首先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只要坚定不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我们就一定能够确保全党全国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发展自信心,集聚起守正创新、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形成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的重要论断进一步深化了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指明前进方向。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无数仁人志士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振兴上下求索,各种主义和思潮轮番登场,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最终,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开创并成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伟大奇迹:平均每年1000多万人脱贫,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脱贫,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到了每一个角落,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走得对、走得通,而且也一定能够走得稳、走得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我们必须不断推进的伟大事业,又是我们开创未来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当前,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从容应对关系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一系列风险考验,需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只要我们始终不渝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3.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

  “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这一重要论述既深刻揭示党和人民奋进历程积累的宝贵经验,又鲜明发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伟大号召,饱含着坚定的历史自信和强烈的历史担当。

  力量生于团结,幸福源自奋斗。浴血奋战的革命岁月,我们党坚持紧紧依靠群众、广泛发动群众,与人民同甘共苦、团结奋斗,共同书写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壮丽史诗。发愤图强的建设时期,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广泛团结起来,携手并肩、战天斗地,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并取得巨大成就。大潮激荡的改革年代,党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团结带领人民大胆试、勇敢闯,大踏步赶上了时代。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依靠人民,稳经济、促发展,战贫困、建小康,控疫情、抗大灾,应变局、化危机,攻克了一个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险阻,创造了一个个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事实雄辩地证明: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团结奋斗的结果,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

  团结才能胜利,奋斗才会成功。我们靠团结奋斗创造了辉煌历史,还要靠团结奋斗开辟美好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新征程上,我们还将面临种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越是环境复杂,越需要勠力同心、众志成城的团结合力;越是征程壮阔,越需要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的奋斗精神。只要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我们就一定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汇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继续创造令人刮目相看的新的奇迹。

  4.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新发展理念,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我们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回答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原有的发展理念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发展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创造性地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系统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十年来,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我国实现了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历史性转变,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114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1.2万美元,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18.5%,提高7.2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位。事实雄辩地表明,新发展理念是指挥棒、红绿灯,是我国新时代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是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导向。

  当前,我国已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十分光明、任务十分繁重,同时,我国发展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新征程上,要把新发展理念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坚持从根本宗旨把握新发展理念,从问题导向把握新发展理念,从忧患意识把握新发展理念。只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就一定能够不断提高我国发展的竞争力和持续力,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主动、赢得未来。

  5.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打铁必须自身硬。“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这一重要论断揭示了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长期执政规律,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

  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这是党长期面临的严峻考验。我们党能够从最初的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的9600多万名党员,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关键在于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状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打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针对“七个有之”等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突出问题,祛疴治乱,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刹住了一些多年未刹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顽瘴痼疾,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经过坚决斗争,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党心民心更加凝聚,党的执政根基坚如磐石。事实雄辩地证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自知者英,自胜者雄。”民族复兴梦想越接近,改革开放任务越繁重,越要加强党的建设。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确保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继续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使命,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06版)

东西问丨意大利汉学家毕罗:《兰亭集序》为何在太空“出圈”?******

  中新社北京11月25日电 题:《兰亭集序》为何在太空“出圈”?

  ——专访意大利汉学家毕罗

  中新社记者 史元丰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最近,正在太空执行任务的意大利女宇航员萨曼莎·克里斯托福雷蒂在国际空间站行经中国上空时,在社交媒体引用了中国东晋时期书法家王羲之《兰亭集序》的名句,分别用汉语、意大利语、英语写下了这段中国古文,以表达她面对浩瀚星空时的思绪云骞,穿越1600多年的《兰亭集序》迅速“出圈”。

  在意大利汉学家、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毕罗看来,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和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在文化地位上是一致的。“不同文明对美的认识虽有差异,但我相信追求美、欣赏美无疑是一个跨国界、跨时空的现象。”毕罗日前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宇宙虽辽阔,但中国古人以“游目骋怀”的状态,个体也能在心灵自由中实现真正的逍遥与超越。所以,《兰亭集序》所反映的宇宙观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体系的产物,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生态的体现。

视频:【东西问】意大利汉学家毕罗:《兰亭集序》为何在太空“出圈”?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记者:你的名字“毕罗”取自《庄子》,《庄子·天下》中有言:“万物毕罗,莫足以归。”你如何理解这句话,其中体现了一个西方人怎样的书法观、中国文化观?

  毕罗:“毕罗”这个名字我已使用25年,它源于1997年我在意大利学习中文时的一次邂逅。那时,我和同学们经常去一家中餐馆,主要为了能与中国人交流,以练习口语。一位在那工作的中国青年给我起了“毕罗”这个中文名字。我当时并不知道“毕”在中国是常见姓氏,没想到一直用到现在。

  几年后,我知道“毕罗”在中国古代还有深刻的含义——在对待一切未知现象时,除了警惕谨慎的态度,还需要有包容心。以我的性格和人生经历来看,“万物毕罗”这句出自《庄子》中的名言确实适合我,不仅反映了我20余年的处世态度,更能概括我的学术研究以及文化志趣。

  如果从更广阔的中国文化观来看,赫赫盛唐在宗教、政治和文化方面体现出的开放包容的国际精神、那些五体兼善的真正书法家,无不体现着“万物毕罗”的内核。唐朝书法史正是我的研究重点之一。

2016年中央电视台中秋晚会在西安大唐芙蓉园上演。张远 摄2016年中央电视台中秋晚会在西安大唐芙蓉园上演。张远 摄

  中新社记者:你曾表达“汉学研究需要厚积薄发,对中国传统文化入门的过程很长”。你认为研习书法对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有何作用?

  毕罗:没有一定的汉语词汇量的积累,不具备对传统文献的基本认知,其实根本无法处理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史资料,当然更谈不上“汉学研究”。

  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来看,书法是具有较高持续性的一种文化表现。书法实践是一种成本较低的活动,并不像雕塑和油画,需要昂贵的材料才能“入手”。同样临摹唐代楷书名品,今昔相比,除了彼时宋代用的是拓本而现在用的是影印字帖以外,没有根本性的差异。

  从客观的历史探索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社会尚“修文德”,通过书法的汉字形体美有意识地向社会发出强烈的人文文化信号。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古代书法作品去充分了解当时复杂的人文和社会生态现象,以弥补历史文献记载不详的缺憾。

  放眼全球,人们只要是对古代中国文明史有兴趣,即便欣赏不了书法,也不得不承认书法的文化地位。

  中新社记者:在你看来,《兰亭集序》为何能穿越1600年在太空“出圈”?是偶然吗?

  毕罗:严格地讲,《兰亭集序》早就“出圈了”。19世纪末,意大利传教士晁德蒞(Angelo Zottoli)用拉丁文编译的教材《中国文学教程》(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1879—1892年)中就收录了《兰亭集序》。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接触中国文学的许多西方人都会读到这篇文章。

  如今西方主要的中国古代文学译本都会载录《兰亭集序》。凡是在20世纪初接触中国美术史的西方学者公认王羲之是中国历史上最受尊重的艺术家之一。我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教古代汉语课时,会让我的学生阅读神龙本《兰亭集序》,并把文本抄下来翻译成意大利语。

兰亭序全文。李志华 摄兰亭序全文。李志华 摄

  虽然我并不是那位意大利宇航员提及的汉学家,但在我看来,萨曼莎·克里斯托福雷蒂在西方社交媒介提到《兰亭集序》,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网络时代的代表性节点。近期,我校对完成了一部题名叫《一觞一咏:〈兰亭诗集〉研究》的意大利文小著,2023年2月将在米兰问世,希望到时候可以把此书赠送给这位意大利宇航员。

毕罗的意大利文著作《一觞一咏:〈兰亭诗集〉研究》将于2023年2月在米兰出版。受访者供图毕罗的意大利文著作《一觞一咏:〈兰亭诗集〉研究》将于2023年2月在米兰出版。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你曾谈及“要把王羲之看成一个世界人物,把王羲之和中国书法当成世界文化的一个亮点……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和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实际上在文化地位上是一致的”。这是否说明不同文明间,在“美”“心灵自由”等认识上最易产生共鸣?这对东西方艺术交流有何帮助?

  毕罗:我之所以提出王羲之的世界意义,因为书法是世界不同文明在探索美的漫长过程中的一个闪光点,值得更广泛地分享。不同文明对美的认识虽有差异,但我相信追求美、欣赏美无疑是一个跨国界、跨时空的现象。只要对“艺术作品”表现语言的基本规律有所了解,并不带偏见地去欣赏它,任何人都能感受到其魅力。

  今天的世界最缺乏的就是对美的多样性认知。美的感觉是相通的,但是美的标准不可以是唯一的。

  在东方世界的历史上,中华文明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中华文明以汉字典籍为主要载体传入东亚其它文明,形成了东亚“汉字文化圈”,推动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

  在西方文明影响力如此巨大的今天,中华文明将如何与西方文明以及其它文明和谐互鉴?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所需要的是不同文化传统的滋养和启迪。中国文化虽然在中医、建筑、工艺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特色,但书法是唯一原汁原味保存至今的千年艺术。研究书法的根本目的正是通过对书法作品的正确欣赏,使来自不同文明的观者提高眼界,使精神生活及审美趣味更加丰富。

  通过书法,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全貌,东西方汉学研究无疑也会从中受益,这也是书法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作用凸显的原因之一。书法走向世界是非常有必要的,只要我们以严谨、开放的态度对待,书法在未来国际文化交流的舞台上定会大放异彩。

一名参观者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观看“兰亭拓本”。韦亮 摄一名参观者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观看“兰亭拓本”。韦亮 摄

  中新社记者:不同文明之间,应该如何完成由观看到对话、由告知到分享、由理解到认同的过程?书法在这一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毕罗:通过研究书法史可以看到书法是中国古代审美最高级的表达之一。一幅书法作品是一气呵成的挥毫动作所创作出的笔墨块面,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场展开在纸上的音乐演奏,跟音乐的直观感受一样,会直接进入到书写者和观赏者的心底。这是古代中国人基于对世界和“万物”的认知。用笔触的方式把观念和人文理想转写成二维平面的文字符号。

  这种艺术形式就具备了跨文化传播、跨文化理解、跨文化感染的优势。成功的书法作品是宇宙时空与文人理想的融合,有痛彻心扉的人生经历,有卓绝独立的生命沉思,更有高远深邃的宇宙意识,充满着时间性和立体感,已远超出了二维平面。

山东临沂王羲之故居内,几位穿着书法字体服装的导游在书法《兰亭序》字碑前参观。王丽南 摄山东临沂王羲之故居内,几位穿着书法字体服装的导游在书法《兰亭序》字碑前参观。王丽南 摄

  文明互鉴,应该尽量接触和关注代表不同文化的经典作品和历史人物,努力靠近获得历史认可的绝对精品、杰出代表,才有利于更准确真实地了解不同文明的复杂面貌,进而完成由观看到对话、由告知到分享、由理解到认同的过程。

  就书法而言,不管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古代经典范本都是认识和了解文明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因为这是古老智慧在当代的发展。我们有幸能通过书法与中国古代先贤直接对话,在技法、审美以及精神上仰取俯拾,这是一个发现自我和改善自我的高级“修行”,也能够让更多的人由认同到欣赏,看到这个星球上更多细微奇妙的“美”。(完)

  受访者简介:

  毕罗(Pietro De Laurentis),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Napoli “L’Orientale”)博士,意大利汉学家,广州美术学院教授、中外书写文化与美术交流研究中心负责人,二王学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暨南大学中国书法研究与传播中心特聘研究员。使用意大利语、英语、汉语三种语言出版了多部著作,并在德国《华裔学志》、中国《敦煌研究》《唐研究》《中国书法》等海内外权威刊物发表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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